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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本思想探析 来源:  作者:  点击率:7416次 时间:2017-02-27  
      在《〈中国教育改造〉自序》一文中,陶行知先生说:“大家愿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我以为“,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这句话,是陶先生献身教育、改造教育的力量源泉,也是先生生本思想最形象、本质的反映。陶先生生本思想涉及面很广,这里仅从四个方面作一概要性地探析。
  一、在培养目标上的“人中人”论
   要以生为本,“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劈头一个问题是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早在1919年,陶先生就指出:“‘人当为人中人,不可为人上人。’这句话,是我们共和国民的指南针”。[1](P22)1928年,陶先生又指出:“我们应当知道民国中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就没有人下人。”[1](P234)在陶先生看来,所谓“人上人”是指那些作威作福、盛气凌人的人;“人下人”是指那些奴性十足,失去自尊的人;只有“人中人”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是陶先生心目中理想的人。
  “人中人”既然是所有国民的努力方向(“指南针”),当然也就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培养目标。正是在讲到育才学校的培养目标时,陶先生强调:育才绝不是要培养“人上人”,而是要培养“从老百姓中来”,又“回到老百姓中去"的"人中人"。陶先生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头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才也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1](p66-67)在讲到大学的培养目标时,陶先生强调:"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 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道世事的书呆子。我们要学生认识人民,人民认识学生。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 "[1](p87)
  不难看出,陶先生要培养的"人中人",从人生理想(宏观)来说,就是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中去的人,是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爱满天下的人。
  那么,"人中人"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在讲到安徽公学的培养目标时,陶先生指出:"做人中人","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1](p61)
  可见,陶先生所说的"人中人",从个体品性(微观)来说,就是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生计独立、体魄强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
  新中国教育的培养目标曾被表述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劳动者"也好,"建设者和接班人"也好,与陶先生的"人中人"是完全一致的一一而且,"人中人"更具"中国性"的特点。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信条。"人上人"及其衍生出来的"官本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行为。陶先生的"人中人"论,恰恰是对这种传统教育观念的颠覆和匡正,也是他为实现自己教育理想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做"人中人",既应是学生的做人之本,更应是社会的育人之道。如果说中国教育有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的根子都在信奉"人上人"而不能直面"人中人"上。尤其是在"望子成龙"心切、"赢在起跑线"误导的当下,重温陶先生的"人中人"论,对于全社会确立平常的育人观念、涵养平和的育人心态,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在师生关系上的"师生共生活"论
  要以生为本,"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教师必须与学生打成一片。1923年,陶先生指出:"我们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教职员和学生愿意共生活,共甘苦。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我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一校之中,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l](p59)
  1926年,陶先生强调,"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我们的教育信条"之一。[1](p144)1828年,陶先生在给同仁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教职员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我认为这是改进中学教育和一切学校教育的大关键。"[1](p73)
  请注意陶先生的关键词:师生能否"共生活,共甘苦",不是一般重要,而是"最重要";不是一般的教育原理,而是一种"教育信条";不是部分学校改革的小举措,而是改进"一切"学校教育的"大关键";不是办学的小窍门,而是事关学校是否有"真正的精神交通"、"真正的人格教育",教育能否成为"真正的教育"、"最好的教育"的大学问。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教育是以人化人的,是因为"真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2](p446)
  人们都会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其实,爱最需要把握方向、走对路子。如果教师不走与学生"共生活、共学习"的根本之路,师爱就很容易陷于无根的浮谈,甚至会因走错方向而适得其反。只有和学生"共生活、共学习",师爱才能生根、生长,教师才能和学生共同成长。与其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如说,没有师生共生活就没有教育。
  人们都在说,学校文化需要营造。其实,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正是营造学校文化的核心。如果不在师生"共甘苦、共修养"的"大关键"上用气力,学校文化建设就很容易陷于空泛的奢谈,甚至会因抓不到点子上,劳而无功。
  我曾经考察过江苏如东县的拼茶中学和安徽合肥的三十五中学。前者成为周围农民兄弟信赖的普通农村中学,后者成为西藏学生及其家长满意的城郊普通中学。这两所学校都有很高的"绿色升学率",学生都得到良好的发展,用我的话来说,他们都堪称"让普通学生不普通发展的范例"。究其原因,说到底,就是营造了"鱼水关系"般的师生关系,就是做到了难得的师生"共甘苦、共修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校文化。
  三、在教学关系上的"为学而教"论
  要以生为本,"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在对待学和教的关系上,就得"为学而教"、以学定教。早在1919年,陶先生就指出:"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将他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1](p44)陶先生接着说:"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怎样学就须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1](p14)
  1927年,陶先生回忆说:"我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两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继而五四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l](p185)
   "重教太过"简直是陶先生对中国课堂教学存在的根本弊端的天才概括。陶先生不愧是慧眼识破中国课堂教学症结的先知先觉者,是在中国教学领域贯彻以生为本思想的首倡者,是中国式"教学论"披荆斩棘的开路人。"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一一仅一字之改,却是陶先生以生为本在认识论上的一大飞跃,是在中国教育教学领域的一大创举,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大贡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肯地指出了教育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可见,时间虽然过去80多年,但是大量事实说明,"重教太过"一一学校不是"学校"而是"教校"的现象,在当下中国教育界依然普遍存在,诸多地方、诸多学校甚至比8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深刻认识"重教太过"的因袭性和顽固性,认真借鉴陶先生"为学而教""教学合一"的理念,让以生为本在教学领域得以切实体现,依然是中国教育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四、在学生观上的"生可为师"论
  要以生为本,"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子",就必须确立"生可为师"的学生观。1929年,在讲到乡村师范教师的职责时,陶先生说:"(诸位)必须向儿童需要折腰。儿童是诸位的总指导,我们只是儿童的助手。"[l](p246)1931年,在讲到师范生与所教的小朋友的关系时,陶先生说:"师范生应当拜小朋友做师傅……小朋友是我们的总指导。
  不愿受小朋友指导的人不配指导1小朋友。"[1](p286)1946年,陶先生指出:"在各位大师中,我要介绍两位最伟大的老师。一位就是老百姓。……还有一位最伟大的老师要介绍,那就是小孩子一一我们所教的小学生。""我们要跟小孩子学习。不愿向小孩学习的人,不配做小孩的先生。"[1](p818)
  1936年,在讲到怎样做大众的教师时,陶先生说:"你只需承认小孩有教你的能力,你不久就会发现小孩能教你的事情多着咧。只需你甘心情愿跟你的学生做学生,他们便能把你的‘思想的青春'留住;他们能为你保险,使你永远不落伍。 "[l](p790)
  1931年,陶先生发表了发人深省的《小孩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1](p489)
  在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是"资格"问题。教师配不配做教师,不仅要看你的学历,不仅要看你的专业化程度,更要看你能否承认"小孩有教你的能力"一一学生能否做你的老师,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做教师一一"不配"做教师。二是情感问题。身为教师,应当发自内心向儿童"折腰",应当"甘心情愿""拜"儿童为师。没有这样的情感,是当不好教师的。三是根本认识问题。儿童不但可以做教师的教师,而且是各位大师中能够留住你"思想的青春"的"最伟大"的教师。教育者在学生观上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根本转变,那就只能"比小孩还要小"了。
  不难看出,"生可为师"论,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革命性颠覆,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开创性奠基,是以生为本思想彻底性的标志,是"小先生制"伟大实践的理论源头,是我们今天进行新课改难得的本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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