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还有没有现代价值

北师大教育学院2001级博士生　秦学智　 　　　　陶行知教育思想总的说来具有创新性、真理性、生活性、革命性、世界性、人民性、实践性等多方面的特征和特点。这是不容易置疑的，业已被人们的研究和实践所证明了的。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细致的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陶行知思想是个特征群。它贯穿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特征群从心理学和哲学意义上来说，又是一种精神，或多种精神。这种或这些精神是任何充满活力，繁荣、富强、民主、公正、安全、稳定、发展迅速的社会所应有和必备的。反过来说，没有这种或这些精神，社会就不会达到充满活力，繁荣、富强、民主、公正、安全、稳定、发展迅速的地步。 　　首先，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客观实在的，发挥了其历史性影响的。1917年秋季，陶行知先生由美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务、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1921年参与筹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主任干事。1923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亲赴河北、河南等省县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6年，陶行知先生积极提倡乡村教育，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小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就是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晓庄师范学校。在晓庄，陶行知先生系统地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大力提倡以人民生活为中心的大众教育，反对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和殖民主义的洋化教育，初步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这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是一大壮举，为中国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其次，陶行知教育思想又是科学、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的，是陶行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践出发，用实践检验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对实际生活作用的产物。即其思想内容具有真理性。 　　再次，陶行知的伟大人格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陶行知始终置个人名利地位于不顾，一心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他为大众办教育，为大众写文章、写诗歌，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按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日本学者斋藤秋男的话说，就是“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模范，我们都应该学习他”。 　　华东师大博导金林祥曾撰文《论斋藤秋男对陶行知研究的贡献》指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陶行知是鲁迅‘救救孩子’呼声的勇敢实践者。他在教育实践中推行‘小先生制’，要求解放儿童的思想，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陶行知提倡儿童解放，是为了达到大众解放，达到民族解放，最后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他的心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斋藤秋男语）” 　　可以说，从精神的高度评价陶行知思想的真理性和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伟大贡献，怎么也不会过分。正如人们所认同的，“陶行知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了改革中国教育，为了救国救民，艰苦探索。勇于创造，努力实践，百折不挠，表现了极为可贵的革命精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后期的教育实践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教育思想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为人民服务教育思想。他在教育方面的许多重要论著，是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遗产。陶行知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四川省纪念陶行知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编：《陶行知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既然曾经发挥了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我们就要公正地评价它。但是它还能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影响？如果能的话，又怎么才能发挥？这些都是我们现代想借用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教育改革和振兴的人不能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具有绝对性的一面，也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从理论和逻辑上讲，一种正确理论诞生之时，就是其廖误泛滥之开始。因为，人们这时只会更多地注意到它的正确性、绝对性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误差性、相对性的一面。反之，一种错误的理论遭批判之时，也是其真理凸显之肇端。因为，人们这时也只会更多地注意到它的谬误性、绝对性的一面，而忽视它的正确性、相对性的一面。 　　过去“左”、“右”思潮的左右摇摆，是人们思想和认识客观运动的真实轨迹，也是人们对真理和谬误认识还处在较浅层次的最佳说明。在对待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上，也实际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和轨迹。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真理性、科学性和进步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去粗取精，吸取它的合理内核，而敢于抛弃其中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同样，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需要发展，于是有了杜威的“做中学”、“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以及“学校即社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需要发展，因而有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生活教育理论。很显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需要发展的。时代在前进，理论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只是满足于陶行知在世时所创建的理论，那么我们恐怕还不如对孔孟思想进行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革新的董仲舒与程朱等人呢！这种抱残守缺的做法，也无异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凡有生命力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如果说一种理论到了顶峰，那么不如说这种理论正在走向没落和灭亡。如果说一种理论绝对正确，不如说这种理论正在把我们引导向歧途；同样，如果说一种理论绝对谬误，那么不如说这种理论正在把我们导向另一歧途。 　　从科学意义上讲，我们要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是他那种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教育赶超世界一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甘愿艰苦朴素，奉献终身的高尚品质，学习他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践出真知”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学习他那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远大眼光和宏大气魄，学习他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大公无私精神……而不是他那些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具体内容、做法和词句。这儿须值得强调的是，并不是他所有的具体内容、做法和词句都已过时，它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虽产生于这个时代前，又超越于这个时代后。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地方。但学陶师陶，并不等于不要学洋师外。外国的教育客观上已走在我们的前列，现在外国教育中所具备的先进做法以及所采用的理论，肯定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中所不能全部囊括和包容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和那些认为圣人孔子所说的话都是响当当的真理的迂腐古人又有什么区别？陶行知先生若还在世的话，也断然不会任我们这样做。他也许会再度出洋，学习取经，再返回国土，创建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教育理论”，但也许他不再叫其为“生活教育理论”，而是另有新的名字。 　　事实上，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可能只是一面教育改革的旗帜。在陶行条教育思想日益成熟的二十至四十年代，陶行知教育思想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教育思想一样皆是一面教育改革的旗帜，只不过陶行知教育思想这面旗帜更加灿烂夺目罢了。从单纯从事教育工作的角度看，能与之相匹比的是，恐怕只有共产党人徐特立同志的教育思想这一面旗帜了。 　　从事教育改革，从理论和逻辑以及客观实践的效果上看，旗帜还是多个比一个好，这如同教育试验不能只在一个地方搞一样。若硬是只在一个地方搞，那试验的推广性和普遍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我们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需要有人来搞综合分析的工作，及时将科学性较大的理论归纳出来，以更有效地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 　　人活着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如果只有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能做到所谓更好的幸福生活，那么，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只有在一个人人都能做到或正在努力做到的时代里，生活才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在陶行知的心里和眼里，他真正要追求和看到的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所说的“更好的生活”。 　　陶行知曾誓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大事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陶行知先生虽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但我们不能坐等中国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