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陶行知研究
　　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起，就引起了欧美学者的瞩目。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英国学者陶露西·尼达姆(Dorothy Needham)、加拿大学者文幼章(James G.Endi-cott)、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Mildred Price)等人都高度评价陶行知。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对陶行知的探讨逐渐系统化，陶行知研究开始成为欧美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
　　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hng Fairbank)教授是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该书出版后，深受各界称赞，被人们誉为"经典之作"，并先后于1958年、1971年、1979年多次修订出版。费正清在书中讲到国民党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时，指出，"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1938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①。
　　首先开始对陶行知做系统研究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朱若潜。20世纪20年代在国内读书时，朱若潜就受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校长时，曾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了实践，深受鼓舞和启迪。因此，朱若潜在50年代初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时，选 择了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为其研究对象，并于1953年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教育》的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相当准确地阐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了解我国学陶师陶情况
　　1954年12月，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孔斐力(P.A.Kuhn)教授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论文》第13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者，1891—1946》的专题论文，介绍了陶行知其人其说，着重论述了陶行知1930年以前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的过程；分析了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既是对杜威学说改造的产物，又是其思想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提出了晓庄是陶行知事业上的巅峰的论断。该文的观点后来为不少西方学者所赞同和阐发。
　　1966年，朱若潜的博士论文以《新兴国家的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为题，在台湾正式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荣誉教授克拉伦斯·林顿(Clarence Linton)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陶行知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之一"，认为在陶行知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与今天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此，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富有借鉴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研究成果发表、出版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了，这说明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日益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
　　1970年，陶行知被作为一重要条目收入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3册，该辞典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在"陶行知"条目中，撰者称陶行知是"教育理论家、改革家"，认为他的理论是以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为依据的。"他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认识到真知必然具有实际效果，而知和行则是一致的。从杜威那里他获得了真理进化的学说，以及人类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他又从杜威那里懂得了民主是伦理价值的初始源泉。"②陶行知正是抱着这些观念，开始他改造中国教育的伟大实践的。该条目作者关于陶行知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理论、与王阳明学说相互关系的分析，此后常被研究者作为权威性观点加以引述。
　　1974年，蒙特·霍约克学院的巴雷·基南(B.C.Keenan)教授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他在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杜威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命运。后来，他又将此文扩充成为一本专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该书用相当篇幅论述了郭秉文、蒋梦麟和陶行知等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领袖们的主张和活动，揭示了他们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从事文化改革时所必然遭遇到的悲剧性结局。　　
　　总之，1951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与陶行知在国内受到"冷遇"相反，国外的陶行知研究却是方兴未艾。陶行知的人格与思想受到了国外众多学者的敬仰，这说明各国学者对人类历史上一些人物与事迹有着共同的评价尺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确实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是值得各国研究与借鉴的。正如日本著名的陶行知研究专家斋藤秋男所说： "陶行知的目标是远大的，境界是崇高的，他的心目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是作为世界的一员来研 究陶行知的"③。我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陶行知研究上走了一段弯路。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走出了误区，正在加强 和国外学者的文化交流，共同推进陶行知研究的发展。
　
①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24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② 转引自周洪宇：《欧美陶行知研究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0期。
③ 转引自易铁夫：《陶行知研究在日本》，《行知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