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陶行知研究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对陶行知的介绍与研究起步最早，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先驱人物是牧泽伊平和户塚廉。1934年4月，中国留学生叶维奏等访问了他们任教的学校——东京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向他们介绍了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在上海创立"工学团"，推行"小先生制" 的情况，引起强烈共鸣。从此以后，他们开始向日本教育界介绍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
　　1935年元旦，牧泽伊平(笔名岸本辰三)在日本东京池袋"儿童村生活教育研究会"编的《生活学校》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动向(一)》的文章，分"小先生的工作"、"小先生即知即传人"和"乡村教育片断"三大部分，主要介绍了陶行知所创办的"工学团"和"小先生制"。这是日本第一篇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拉开了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帷幕。
　　1935年6月，牧泽伊平在朋友的帮助下，将陶行知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厦门《华侨日报》上发表的论述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的一篇重要文章，翻译成日文，以《中华民国的"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为题，在日本《教育》杂志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被译成日文的最早一篇陶行知的著作。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的生活教育运动》的文章，发表了《怎样看待小先生运动》的谈话纪要等，对于"二战"前日本教育界了解陶行知及其教育活动，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牧泽伊平于1945年夏逝世。
　　与牧泽伊平曾一起共事的户塚廉，曾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迫害，后又被强迫征兵，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名士兵被派到中国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家乡静冈县，继续关注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坚持介绍陶行知及其理论与实践。户塚廉在家乡创办了《父母子女报》，影响很大，曾推广到许多县。他多次在《父母子女报》上撰文介绍陶行知。如1955年4月25日，在《父母子女报》的前身《小笠的少年少女报》上，他发表了《世界的少年少女——中国的小先生》的文章，阐述了陶行知的小先生运动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发挥的作用和功绩，呼吁日本的小朋友也"变成小先生"。1960年初，陶行知的长子陶宏向他和《父母子女报》社赠送12本书。户塚廉在《父母子女报》第12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由小先生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寄来了12本书》和《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运动——拼命地保护小孩子》，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小先生运动。1972年，在《父母子女报》创刊20周年前夕，他在家中发现了陶行知1935年送给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学生的儿童读物《乌鸦》一书。触物生情，在第555期《父母子女报》上，他又写下了《中国大学者的赠物(陶行知先生所著童话的新发现)》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在20周年的前夕，在我家发现了陶行知先生送给我们的儿童读物。这意味着陶先生惩戒我的懒惰并且鼓励我进一步努力奋斗。我向陶先生学习，为了净化腐败，为了充满罪恶的祖国并再建祖国，要教小孩子发挥他们的力量。表明要以陶行知为榜样，坚持在日本推行小先生运动。1973年3月，他出版专著《小先生的发现》，集中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陶行知研究中，贡献最突出的是日本著名学者斋藤秋男。斋藤秋男1917年出生于东京，1942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文学科，1943年被征兵到了中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他作为一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来到了武汉，在日文报纸《正义日报》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上读到了陶行知的诗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他不断找来陶行知的诗歌、文章阅读，逐渐对陶行知的思想有所了解，对陶行知的人格和精神也日益敬佩。他认为，把陶行知介绍到日本，让日本也开展和平民主教育，一定会有利于日本开辟和平民主的新道路，建设和平民主的新日本。基于这个信念，他立志从事陶行知研究工作。
　　日本专修大学斋藤秋男教授是国际著名陶研专家，图为他（中）在陶行知教授教育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1946年7月，斋藤秋男回到东京，参与了编辑中国研究机关刊物《中国评论》、《中国研究》的工作，并兼任东京都立大学讲师。1947年3月，他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陶行知的文章——《重庆"社会大学"的设想》。从此以后，斋藤秋男毕生致力于对陶行知的研究，直到2000年3月逝世。　　
　　1951年10月，斋藤秋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陶行知研究专著《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日本刀江书院出版)，这也是国外学者研究陶行知的第一本传记性专著。从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到1950年，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陶行知的文章，介绍他的生平及其事业，赞扬他的教育思想曾给予解放区教师以重要影响，许多教育界人士也纷纷表示要继承陶行知的精神。这给了斋藤秋男很大的启发，因此，他把陶行知描写为"新中国教师之父"。同时，斋藤秋男认为，二次大战后，日本教育界的进步教师正热切地盼望实行一种符合日本民族的民主教育。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日本的学校教育浸透着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然而在中国，陶行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早已对杜威的教育理论进行了改造，使之中国化了。所以，斋藤秋男希望通过该书，把陶行知的民主教育事迹介绍给日本教师，对他们有所帮助。
　　1957年秋，斋藤秋男随北海道和平委员会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了解放后的新中国。访华期间，他拜会了陶行知的亲属、学生及朋友，并收集了一些有关陶行知的资料。回国后，他根据这些资料，翻译了陶行知的31篇论文，并附以详细的解说和注释，于1961年出版了译著《民族解放的教育》。该书被收入明治图书出版公司发行的《世界教育学造集》丛书，主要供专攻教育学的学生阅读。这套丛书共有60卷，有关中国教育家的只有《民族解放的教育》这一本书。该书是日本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日文版陶行知著作选，它比中国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陶行知教育文选》早了20年。虽然这本《民族解放的教育》只是一部译著，但是斋藤秋男在解说中却明确提出了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三个课题：(1)分析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过程；(2)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从晓庄师范时代到他晚年的大约20年时间中的停滞和发展，及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影响；(3)描述陶行知作为"大众诗人"的一面。这三个课题的提出，反映出斋藤秋男此时对陶行知研究认识的深化，显示出他已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和理解陶行知，这为他下一步的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事实上，斋藤秋男后来的所有研究大致上就是围绕着这样三个课题而展开的。　　
　　斋藤秋男很早就读过郭沫若编校的《行知诗歌集》。此后，他又阅读了我国著名诗人萧三写的《中国的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深受启发。1954年11月，他在《东洋文化》第17号上发表了《陶行知——政治抒情诗人》一文，开始把陶行知作为一名大众诗人来研究，拓宽了陶行知研究工作的角度。1968年，斋藤秋男写出了他的第三本陶行知研究专著《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日本劲草书房出版)。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都引用陶行知的诗篇来阐述主题思想，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传记作品。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陶行知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探讨了陶行知与胡适、郭沫若的区别，介绍了东京池袋儿童村小学校与陶行知领导的山海工学团之间的友好交流，描写了陶行知与家人的骨肉深情。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在3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辩证法则，在批判继承中外优秀教育遗产的基础上，总结和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为中国所用的教育思想。这无疑是值得日本教育界借鉴的。尤其是他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民族的独立、民主和自由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日本每一个知识分子学习。
　　1983年，斋藤秋男出版了他的第四本陶行知研究专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陶行知的生平及其教育理论，是一部集其多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著作。此外，斋藤秋男还在日本和中国的多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陶行知研究的文章，为陶行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②
　　在20世纪40至70年代，日本研究陶行知的学者还有国分一太郎、小野三郎、新岛淳良、市川博等人，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共同推动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开展。　

① 金林祥：《日本陶行知研究的两位先驱》，《教育评论》，2001年第5期。
② 金林祥：《论斋藤秋男对陶行知研究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3期。